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的战略目标和重要原则，主流化不足是各国难以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就是重视生物多样性议题，恢复其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应有的位置。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念指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面临产权和代理人、保护资金机制与惠益共享、价值认知与测度等矛盾。本质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抗解问题，根植于中国历史和实践的生态文明经济学应成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新范式。生态文明范式的主流化要求生物多样性目标融入社会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促进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物质消费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要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必须将生物多样性福祉纳入社会福利函数；拓展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为生物多样性设立自然代理人，以“生态文明人”为目标，改变消费偏好，促进生态公共产品需求可持续增长；划定生物多样性红线，有助于科学设定保护的边界与规模，严守生态空间，强化阈值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