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替代行为。数字治理“内卷化”是数字技术逻辑对治理逻辑与治理关系的改造，使数字技术从辅助治理的工具手段转变为主导基层工作的关键变量。数字技术对治理的反噬后果，不仅表现为治理效能的低效增长，还体现在工具理性思维对人本思维的侵蚀与替代。破解数字治理的“内卷化”问题，需要审视数字技术引发的治理关系变革，发挥数字信息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在市域层面重点发挥数据挖掘的决策辅助功能，厘清各个治理主体关系责权利边界，避免数字化的过度监督。数字治理要辅助场景式治理，重点激发基层组织和群众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