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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一个乡镇近30年“钉子户”治理的历史考察发现，以农业税费改革作为大致的分界点，乡村组织在国家推动下逐步从整体支配向协商治理转型。这一转型减少了乡村权力的整体支配运作所带来的权力滥用，以及对农民权利的损害。与此同时，乡村治权的弱化也导致官民难以合作或者通过村民代表协商之后的决议无法付诸实践，陷入“钉子户”无法治理的困境。究其本质来说，协商治理作为一种群众性自治方式，有助于确立新的议事公共规则，保护农民的权利，但是缺乏落实议事公共规则的强制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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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ISSN： 1671-7023
Year： 2014
Issue： 6
Volum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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