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这套逻辑包含了属阴的宗教信仰和属阳的儒家伦理规范两个面向。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一阴一阳两个操作系统，阳面是儒家伦理，阴面则是神道设教；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内在一致性构建了一种阴阳和合的治理秩序，并促成了贯穿国家与乡村的教化之治。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使得神道设教基本崩解，乡村治理体系从阴阳和合到阴阳二分，这也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法化等制度性方式重新吸纳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也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文化资源，其关键在于这种复兴所激发的地方自主性正是乡村共同体形成内生秩序的基础。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应当继续赋予民间信仰等乡土文化发展的空间，从而发挥其低成本治理优势。